战略定性：将日本言论从“双边摩擦”提升为“对战后秩序的挑战”

中方函件最核心的策略，是将高市早苗的言论从双边摩擦的层面，提升到了对二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挑战。函中明确指出其言论“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并三次强调“首次”（首次鼓吹、首次表达武装介入野心、首次对中国武力威胁）。这种定性绝非偶然：

• 历史关联：将当前行为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直接挂钩，唤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历史罪责的记忆。

• 秩序关联：将台湾问题置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将日方的言行定义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破坏”，而将中方定位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争夺了国际话语的道德和法律制高点。

法律威慑：划出“侵略行为”的红线并明确反制

函件中“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将坚决行使自卫权”的表述，是一次极其清晰和公开的战略威慑。

• 法律定性：使用“侵略行为”这一国际法上的严厉词汇，意味着一旦触发，中国的反制将被定义为合法自卫，这在法理上为后续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提供了正当性。

• 预先公告：这不是私下警告，而是通过联合国正式文件向全世界公告。其目的在于最大化威慑效果，不仅警告日本，也是警示其背后的盟友（尤其是美国），试图增加其战略冒险的成本。

外交行动：从双边交涉到多边“公审”的升级

中方指出“在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后，日方仍不思悔改”。这表明此前的外交层级（双边）已无效。将此事正式提交联合国，并散发给全体会员国，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外交行动升级。

• 扩大战场：将问题从中日双边关系，扩大到193个联合国会员国面前，旨在对日本进行“国际公审”，使其在道义上陷入孤立。

• 文件留痕：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存档，这成为了一个永久性的外交和法律记录。未来任何时候讨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角色，这份文件都将被引用。

历史与现实：拷问日本的“战败国”身份与承诺

函件中强调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必须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对于台湾问题做出的政治承诺”，这是直指日方行为的历史合法性与政治诚信问题。

• 它提醒日本及其国际社会，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其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决定了它没有资格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

• 它揭露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对日本的政治信誉提出直接质疑。

总结：

这份致函远不止是一次例行的“抗议”，而是一次集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于一体的综合性外交攻势。它通过将具体事件历史化、法律化、国际化，实现了以下战略目标：

• 对内：强化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

• 对日：施加了最大的外交和法律压力，划出了不容逾越的红线。

• 对国际：争夺了关于台湾问题叙事的话语权。